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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4150万买房疑被中介赚250万差价中介：仅收合法佣金】近日，广东深圳。夏女士花4150万购买一套二手房，并支付33.2万元的中介佣金费用。前业主张女士称该套房产的售卖价格为3900万元，夏女士质疑中介有意哄抬价格，并从中赚取差价，要求中介公司道歉并返还佣金等。工作人员回应称，当时服务夏女士的中介工作人员已从该公司离职，除合法佣金以外并未收取夏女士任何费用，中介人员只提供沟通、协调等作用，被要求退还佣金的诉求并不成立，望客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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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卫生监督所近日向媒体公布了去年底发生的“富商生八胞胎”事件初步调查和处理结果，判定富商夫妇借试管婴儿和代孕母亲生下八胞胎中的五胎为超生，或将被征巨额社会抚养费。

广东省卫生监督所医疗机构监督科科长张立峰介绍，去年12月，广州番禺区一对富商夫妇久婚不孕，借助泰国试管婴儿技术成功孕育8个胚胎。后妻子自身植入3个胚胎，又找来两位代孕妈妈，植入另5个胚胎，诞下4男4女“八胞胎”。这一消息引起国内媒体关注，广东省卫生、公安、计生等部门对此开展了联合调查。

据介绍，八胞胎母亲承认代孕事实，她本人通过人工授精后赴香港产下3个孩子，另外雇佣两个代孕妈妈，其中一个代孕妈妈是在广州某医院生产。

广东省人口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已明确八胞胎事件的超生处罚标准，除当事母亲所生3个孩子外，由代孕妈妈所生的5个孩子都为超生。将由八胞胎父母户籍所在地肇庆市的计生部门按照当地的标准，向这对夫妇征收社会抚养费。

提供代孕技术机构的调查情况，张立峰说，当事人不愿透露提供代孕技术的机构名称，也无法确定在境内或境外，为调查增大难度。广东省卫生监督所已将资料输入到全省39个有生殖辅助技术资质的医院搜索，尚未找到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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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一对夫妇再婚后未能生育，求子心切的两人找到“专业人士”代孕，可尝试了三次均以失败告终，不仅钱花出去了，生育能力还受损，为此，夫妇俩告上法庭，要求对方赔偿损失。

东莞第三法院审理此案后，认为代孕系违反社会公序良俗且被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双方签订的代孕合同无效，应承担同等过错责任，最终判令提供代孕服务一方向委托代孕的夫妇返还费用并赔偿损失共计23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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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先生和文女士再婚后一直没有孩子，夫妻俩四处寻医问诊仍未果。2018年5月，赵先生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谢先生和杨女士夫妇，两人表示可向赵先生夫妇提供代孕服务。2019年2月，双方签订合作协议，赵先生夫妇按要求陆续支付了代孕费用3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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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赵先生和文女士按照要求进行了体检、促排取卵、取精等试管婴儿准备工作，杨女士也选好了合适的代孕妈妈并成功受孕。但在怀孕5个月时，因产检结果不理想而引产。之后，杨女士又找了两位代孕妈妈，但均以受孕失败告终。

“心灰意冷”的文女士去医院检查，发现其卵巢储备功能下降，严重影响生育能力。于是，赵先生将谢先生和杨女士诉至东莞第三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代孕合同无效，谢先生和杨女士返还其代孕费用并赔偿其损失共计113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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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先生认为，对方自始至终都称自己是专业从事代孕服务，还有专业机构和成功案例“背书”，但实际上却没有资质，第一次代孕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使用的技术实施，造成代孕妈妈腹中胎儿夭折，其妻子也因此遭受身体和精神双层重创，生育能力严重受损。

对此，杨女士则表示，赵先生夫妇支付的代孕费用都已支付给相关人员，未能代孕成功是文女士的年龄和身体原因造成的，与其无关。

法院认定代孕合同无效

双方承担同等过错责任

东莞第三法院经审理此案认为，从事代孕有关行为不仅涉及社会伦理道德、婚姻家庭等诸多问题，与社会公序良俗相悖，更已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所明确禁止，因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效。

对于合同无效后的责任分担问题，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同时各方应当按照过错比例对因合同而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悉代孕是违反社会公序良俗且不被法律允许的行为，但仍签署案涉合作协议并积极实施，双方应承担同等过错责任。

最终，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赵先生夫妇已付款为362423元，代孕已支出的费用为292041元，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扣除赵先生夫妇应负担一半费用即146020.5元，谢先生、杨女士还应向赵先生夫妇返还216402.5元。同时，对于因履行涉案无效合同所产生的损失，法院酌定金额后，判决谢先生、杨女士向赵先生夫妇赔偿15000元。

法官说法

代孕违法！切勿逾越法律红线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民事主体在订立有关民事合同时不得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从代孕合同的本质来看，是将代孕方的子宫作为“物”来出租使用，将孩子作为商品交易的对象，因此，反映出代孕合同有违公序良俗、社会公德的一面，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应属无效。

代孕是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但仍有不少人基于种种原因违法寻找代孕服务。对此，本案主审法官杨丽华提醒，广大群众和相关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切勿逾越法律红线。无法生育子女的夫妇可以通过领养、认养、资助孩子的方式，满足抚养儿女的情感需求，实现成为父母的愿望，将自己的小爱变成对国家、社会、人类的大爱，收获丰盈完满的人生。